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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未妥善回應的輿論監督演變成輿情風險

2020年12月23日09:25 | 來源:人民網-輿情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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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時代,傳播渠道的改變使政府部門面對的輿情監督更多,風險也更多。如最近在社交媒體接連出現的一些地方大興土木搞文旅開發項目,屢受輿論詬病。其中,有些快速回應,並著手處理問題﹔有些則對輿論聲音欠缺敏感度,使其陷入更大的負面輿情風險。網絡時代妥善回應輿論監督,避免引發輿情風險,對政府工作開展大有裨益。

網絡時代的輿論監督與輿情風險

◆ 不應將輿論監督與輿情風險混為一談

需要明確,輿論監督是我國新聞實踐和社會治理實踐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是由中國新聞界創造的和帶有中國特色的詞組。在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陳力丹看來,輿論監督“意指公眾通過輿論這種意識形態,對各種權力組織和其工作人員,以及社會公眾人物自由表達看法所產生的一種客觀效果”。這是一種自然存在的、客觀的、無形的監督形式。

在前文案例中,地方政府工作中存在的問題被揭露並引發輿論討論,進而通過輿論使政府對爭議事件回應與整改,體現的正是輿論促進社會良性發展的一條道路,體現了輿論監督之於社會治理的意義與價值。與輿論監督不同,輿情風險是負面的、消極的,是需要規避的、防范的。因此,輿論監督與輿情風險不該被簡單混為一談。隻有當輿論中的情緒逐漸溢出,脫離對具體問題理性的批評與問責,成為一種情緒極化的意見氛圍,失去交流與對話的可能,輿論監督才異化為輿情風險,才應該以風險和危機應對的思路與方法進行處置。

◆ 社交媒體時代,輿論監督更容易異化為輿情風險

借用清華大學教授郭鎮之的觀點,在前互聯網時代,與其說輿論監督,毋寧說是新聞監督或媒介監督。因為在這一時期,輿論常常是經過意見機構篩選並加以概括的公共意見,稱之為媒介監督,強調以大眾媒介為主體﹔稱之為新聞監督,強調以新聞為途徑或內容。總之,這一時期的輿論監督具有兩種特征—— 專業機構發出,使用規范文體。

輿論監督在社交媒體時代發生嬗變。媒介技術對普通公眾的賦權間接地削弱了傳統媒體的話語權,傳統媒體不再是行使輿論監督的惟一可能主體,離散的公民憑借即時通訊軟件和社交媒體平台逐漸合流,成為輿論監督的新主體。主體的改變自然會帶來內容和文體的變化。輿論監督的主體從媒體機構變為普通公民,輿論監督的形式從新聞轉為了社交媒體上的帖文、留言、評論及點贊。傳統的新聞寫作重事實、輕態度,由此完成的輿論監督相對平和﹔而網絡問責往往情緒飽脹、意見先行。因此,以普通網民為主體,以網絡文本為形式的輿情監督客觀上的確更容易滑入一場輿情危機。

新媒體背景下,應為響應網絡輿論監督做出的努力

網絡時代的輿論監督雖有異化風險,但不能抹殺其正當性與必要性,為應對輿論監督的嬗變,有關部門可從以下幾方面做出努力。

首先,轉變對網絡輿論監督的認識理念。如前文所述,輿論監督絕非洪水猛獸,以危機應對的范式強調管控與圍堵往往適得其反。有關部門應由“管制”走向“服務”,變“被動承受”為“主動接納”,加強對網絡輿論監督的疏導,避免因溝通不暢引發深層次矛盾。

其次,有關部門需完善網絡輿情信息公開制度。公開、透明、以平等參與為核心,應該是新型政務信息的發展方向。打破信息壁壘,無端的猜疑便難以容身,去偽存真之后,有關部門才得以更有針對性地響應輿論監督。

最后,建設快速輿情應對和問責機制。網絡讓信息傳播速度得到空前提高,就網絡的傳播情境而言,一次遲滯的輿論反饋等同於不做反饋,因此,有關部門對輿論監督的響應也亟待提速。此外,在問題明確之后,有關部門的后續問責也應果斷堅決,切不可首鼠兩端。

總而言之,為避免網絡輿論監督異化為輿情風險事件,有關部門需要在觀念上正視網絡輿論監督,在機制上建成信息公開制度,在具體操作中重視時效、當機立斷。

(作者:人民網輿情數據中心見習輿情分析師 何競祺)

(責編:袁勃、李婭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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