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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华新:网络舆论倒逼中国改革

祝华新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

2011年10月09日11:25    来源:人民网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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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社会转型期,利益群体分化,利益博弈规则却不够透明和公正。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成为民众利益表达惟一比较顺畅的通道。从湖北巴东邓玉娇案,到武钢徐武案,从工信部强制安装上网过滤软件,到铁道部7·23动车事故的善后处置,网络舆论对政府的公共治理形成了强大压力,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事件的走向。网民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压力集团”。

  正如微博网友“梦里惊闻”写道:“如果把政治比成动车,那中国政治就是D3115;如果把民意比成动车,那中国民意就是D301。不管你愿不愿意,我们都是这两趟动车的乘客。”

  借助互联网,民意和民怨呼啸而来。在民怨和改革赛跑的形势下,我们尤需提防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否则,发生信息阻滞、信号紊乱和局部运转停顿,这是谁也不愿看见的局面。

  互联网“还原社会真实的意见构成”

  目前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为36.2%,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远低于韩国、日本、美国、英国等(均高于70%);但中国的网络舆论的影响及热烈度绝对是世界上最强的。

  4.85亿网民中,只有一部分人发帖、回帖,上微博、发微博的多一些,也不过1.95亿,占网民数的40.2%,占全国总人口的14.2%。就是说,经常在网上发声的,只有一二成的中国人。但他们通过新闻跟帖、个人博客、BBS特别是微博客,随时发布信息,表达意见。在诸多突发公共事件中,出现了“公民报道者”以及掌握极大话语权的民间“意见领袖”。互联网成为不同利益群体进行利益表达,特别是弱势群体维护基本权益的发声平台。中国进入“大众麦克风时代”。

  第一类是“公共知识分子”,包括传统的学者(如于建嵘教授)、作家(如韩寒)等。

  “公共知识分子”关注人权、自由、法治、政治体制改革等社会深层问题,在互联网话语谱系中形成了对传统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冲击,为社会治理秩序的变革揭示了一个新的方向。现阶段这些网络“意见领袖”扮演的角色,是严复那样的启蒙者,而不是康梁那样的变法实施者或推动者,更不是孙文那样的颠覆者或革命家。网络舆论的某种对抗性,还不等于现实政治的对抗性,互联网对“维稳”的威胁是极其有限的,反过来,“骂娘”恰恰减少了“动手”,“上网”取代或推迟了“上街”。

  第二类是新闻媒体的记者。在7·23动车事故前,个别作家型记者如李承鹏(博客累计访问数达2.9亿),社会活动家型记者邓飞(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粉丝合计64万),影响力已经不亚于他们所服务的传统媒体。在7·23动车事故中,传统媒体的官方微博和记者的个人微博以团队阵容脱颖而出,披露了大量事故及救援信息,并激烈批评铁道部的善后处置,成为传统媒体之外另一个重要的信息源,与传统“公共知识分子”并驾齐驱而成为临时性的“意见领袖”。

  如杭州《青年时报》官方微博(粉丝32.6万),从7月23日晚事发到7月25日零时,连续发帖116条;两大财经专业媒体财经网(粉丝92.8万)、财新网(粉丝50.8万)的官方微博,也十分活跃。

  在日趋严峻的新闻管理中,记者在微博客、博客等“自媒体”发声,找到了第二发声通道。他们比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更接近事实真相,职业媒体人的身份使他们发出的信息可信度较高,因此在各地突发事件中往往成为令政府头疼的角色。

  第三类是中高收入阶层,特别是中产阶级和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虽然不像于建嵘那样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经常主动设置议题,却是很多公共议题的热心参与者,以成功人士的身份诠释和强化现代价值观和情感。

  7·23温州动车事故,成为一个契机,让中产阶级集体登上网络舆论舞台。其实,此前一天京珠高速的大客车车祸同样严重,41名遇难者多为草根民众,与以往的矿难、农民工职业病、小商贩与城管冲突一样,并未引起主流社会的震动;而动车乘客多为中产阶级,其中一列动车终点站是温州,市场经济的发源地和新中国惟一未被击溃的家族文化大本营。而铁道部为赶通车而匆匆结束救援,掩埋车头又涉嫌毁灭事故物证,更让中产阶级感到惊骇。去年山西王家岭矿难的救援疑云,只是地方诸侯在山野中的蛮干;此次动车事故已是众目睽睽之下,公权力向全社会的挑衅和蔑视。中产阶级精神上受到“二次伤害”,于是乎集体发出悲鸣。连平时极少涉及政治话题的演艺明星,这次也被卷入政治性议题。

  据武汉大学传播学教授沈阳统计,在43位微博“粉丝”超过240万的演员明星中,有36位对动车事故表达了关注,关注率达83.7%。“微博女王”姚晨(粉丝1203.9万),为遇难司机辩护,向坚持追问事故责任的媒体致敬,分析政府的危机应对得失,探讨国家科技进步与国民精神温暖的辩证关系。她在动车舆情中的“议程设置”角色,已经相当于“公共知识分子”。连风花雪月型的女歌手伊能静(微博粉丝262.2万),也一反常态地对动车事故善后处置表达了愤怒。郭德纲之后最有实力的“公民相声”演员王自健在微博宣布暂停演出一周,谈到朋友希望看到这周的段子,他说“我无法就最近的这些事情组织起有逻辑的有幽默感的语言,或者说,这时候除了脏话也说不出什么别的了……”。

  这次事故中,演艺明星们的舆论影响力,整体超过传统的学者、作家群;而这些演艺明星们,并不属于有完整政治诉求和系统意识形态理念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作为中产阶级中最感性的人群,不平则鸣,对公权力的质疑和离心倾向,值得为政者警思。

  第四类是草根民众及其后盾律师群体。网上有一种“罗宾汉情结”,只要涉及官民和贫富之间的冲突,网民往往不辨案情的是非曲直,一边倒站在弱势群体一边。特别是新闻跟帖,以及近年来日趋口水化的BBS,成为草根之怒的宣泄口,“仇官”“仇富”情绪的垃圾箱。互联网经常成为弱势群体展示伤痕和相互取暖的地方。

  河北青年农民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后,真凶出现,聂母上诉6年无果,网民一直在为聂树斌呐喊。9月11日,几十名律师在石家庄举办座谈会,签署给最高人民法院和河北省高院重审聂案的呼吁书。律师们的呼声通过互联网广为传播。

  互联网帮助少数普通老百姓成就“杨三姐告状”,解决了某些利益个案,扳倒了个别胡作非为的官吏,有利于缓和基层的官民对峙,减轻草根民众的痛苦。虽然网络舆论的作用力并不足以修复和变更制度,但仍不可低估互联网的“社会减压阀”作用。少数幸运的“杨三姐”,让更多的“窦娥”看到了希望,挽救了他们对公平正义的信心。正如网友“葱头不是干部”所言:“还在上访的人是相信政府的,还在上网的人是相信法律的。”

  危机撬动“社会管理创新”

  一次次网络舆论危机,实质是民意通道淤塞、政府应答机制缺失所致的瞬间决堤、垮坝效应。如果政府不能及时疏浚民意通道、理顺应答机制,一味只是封堵民意,只会使民怨的海平面越涨越高。

  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和体制内有识之士,从高发的舆论危机和突发公共事件中警醒,开始上网、用网。

  第一,准确研判互联网上的官民隔阂和对峙,以坦诚的姿态促进官民之间顺畅沟通和良性互动。

  实际上,正如某党内高级干部所言:“网上很多人,拉一拉就是朋友,推一推就是敌人。”公权力如何对待网民,在很大程度上将压迫或扩大官民对话和合作的空间。

  今年3月,在中东“茉莉花革命”的复杂局势中,南京出现了梧桐树风波。地铁建设施工方粗暴放倒了南京主城区不少古老的梧桐树,引起市民不满。黄健翔(粉丝779.2万)、孟非(粉丝447.9万)等南京籍知名网友,在微博上予以谴责。黄健翔建立的“南京的梧桐树”微群,密集发帖3万多条。而草根市民则发起给梧桐树系上“绿丝带”的活动。连海峡对岸的国民党立委邱毅(粉丝110.2万)也在新浪微博表示:将在国民党中常会提案,通过国共对话平台表示关切。南京市政府对民众的诉求表现出极大的包容和认同,迅速出台了南京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古树名木及行道大树保护的意见》,规定原则上工程让树,不得砍树;确需移植的,报市政府备案;实行“补绿”制度,移一补二,以此平息市民的不满。此后,尽管也出现了3月19日上千市民在南京图书馆前的集会,但抗议人群与现场警察并未发生大的冲突,梧桐树风波最终比较平和地落幕,避免了梧桐树与“茉莉花”的合流。

  邱毅在微博发帖赞扬:“很欣慰南京市政府能对法桐移植问题承诺建立一套‘民主决策程序’,若在以后攸关市民权益的公共政策都能循此模式,多方听取市民的意见,并接受市民监督与聘请专家进行客观评析,将成为大陆各城市的典范。”

  第二,互联网激发了政府的神经机能,提高了决策速度,使政府变得耳聪目明,身手敏捷。

  在突发事件应对中,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提出的“速报事实,慎报原因”法则,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概括的“黄金4小时”法则,公安部提出的“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武器,慎用强制措施”原则,云南省委宣传部提出的慎用群众“不明真相”“别有用心”提法,社会学家单光鼐提出的党政一把手到闹事群众中听取意见、不要把警察推在“前边”的建议,这些创新手法,都有利于澄清网络谣言,化解民众对峙情绪,以和谐而不是高压来缔造稳定。

  前不久,四川会理县领导考察乡村公路的照片,被天涯网网友发现做了PS处理。网民批评政府弄虚作假,纷纷PS炫技,把会理地方官PS到中外名山大川和各种新闻现场。会理迅速注册了微博账户,向网友道歉,说明是县政府网站工作人员好心办了错事,并公布了全部照片。县领导还以自嘲的心态,和网友们一起欣赏那些PS照片,最后又向网友“讨饶”:感谢大家让我们“免费环游世界”,现在我们已经回到了工作岗位,也请大家把目光转向美丽的会理。这个“悬浮照”事件的政府危机处置,简直是一次漂亮的“反向营销”,真是小地方有大智慧!

  目前,围绕突发事件的发生和网络舆论的反弹,政府主政部门和新闻网络管理部门还在“拉锯战”。一旦出了事,主政部门就怪新闻媒体和互联网管理不力,是互联网把地方搞乱了。特别是7·23动车事故以来,面对网上的众声喧哗、群情激愤,可能有人会从另一个方向总结教训,再次陷入对互联网的恐慌不安。其实,动车事故,首先是铁道部的救援不力和处置失当,伤害了民众的感情,然后才轮到检讨媒体和微博是否“失控”的问题。很多负面事件,首先是政府的公共管理危机,然后才是舆论危机。打压媒体报道,封堵网络舆论,并不能使政府工作的缺陷消失,而只会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互联网特别是微博客,形成了对公权力的有效节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近日在协会官网上谈到,“文革”中读到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的一段话时十分惊讶:“一个党,不允许有其他声音,这样下去表面上说现在代表着无产阶级,但是当革命的热情在这个官僚体制下被耗尽之后,腐败、堕落、僵化是不可避免的。”宋晓梧呼吁:“如果改革的热情耗尽了,很危险。”而微博上流传的前苏联总理雷日科夫描绘改革启动时1985年苏联官场特征:“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33年前,中国改革以“文革”为反面教材,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劫后余生的老一辈革命家,从国家民族也包括自身的沉浮中,开启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而今天的中国社会日益板结,利益格局固化并出现大规模“世袭”,改革推动乏力。在这个时刻,互联网为激活中国社会变革,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道义资源。

  第三,互联网教会政府如何面对“意见领袖”,发展“网上统一战线”,习惯与社会“自组织”力量共处与合作。

  网络“意见领袖”群体的崛起,让公权力平添了一个从旁监督、说三道四的群体。对此,一些官员出现心理失衡,可以理解,但必须改变。在新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格局下,政府得学会在互联网的杂音中执政,领导干部得学会在网民众目睽睽的“玻璃房”里工作。

  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保障人民群众的“四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意见领袖”有时能呼风唤雨,不是他们自己有什么地位或特权,而是他们代表了相当数量拥趸的心声。没有民众的意见,也无所谓“意见领袖”。因此,宽容和倾听“意见领袖”,也是尊重民意,体察民情。当下社会转型期,现实问题成堆,各种矛盾盘根错节。在基层一些地方,社会矛盾有所激化,“意见领袖”致力于打捞“沉没的声音”,提请政府和全社会警醒。“意见领袖”的批评质疑声,恰恰说明广大民众对政府推行“良政”和“善治”抱有热切期待和坚决支持。

  还有一点很关键,在社会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意见领袖”是政府和民众之间频发的利益摩擦和冲突的“社会缓冲层”。政府无论是“维稳”还是推动体制转型,“意见领袖”都是重要的合作伙伴。

  倾听和包容“意见领袖”,其实标志着社会生活的和谐度,也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驾驭复杂局面的气度和自信。

  另一方面,“意见领袖”放言立论不乏偏激,他们的勇气和责任感,在彼此呼应和驳难中,有时会与刚愎自用、党同伐异联系在一起。一个健康的舆论生态,对不同意见善于包容也善于批评。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扶正抑偏。中共对于现实社会的“统一战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何把这一整套经验移植到互联网上,“把支持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毛泽东语),需要政治家的胸怀和高超艺术。

  在包容和团结民间“意见领袖”的同时,党和政府需要鼓励体制内人士,包括体制内媒体的记者、编辑、评论员,在网络“自媒体”上大胆发声,大胆议政,从心态到语态向网民靠拢,体察民众的利益诉求,宣讲中共“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宗旨,解释政府公共治理的决策思路,维护为政者的政治伦理底线,在有效的官民互动中,积累人气和公信力,成为体制内“意见领袖”。

  以目前活跃在微博客上的实名的最高层级官员蔡奇(“听众”534.9万)为例,这位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对网友自称是“衙门里走出的同学”,中午不休息、晚上迟睡觉发微博,既是向“同学们”报告,也是对自己工作的梳理。在动车事故发生后,以蔡奇为代表的浙江政务微博群,包括郑继伟副省长(“听众”57.0万),浙江省卫生厅官方微博(“听众”28.6万),温州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听众”102.9万),及时通报浙江政府组织救援的信息,率先发出“生命伤不起,该谁来埋单”的疑问。

  当网上对铁道部的善后处置多有批评的时候,对事故发生地的浙江官场却多有好评,除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救援努力,网上官民沟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看微博觉得社会矛盾激化到已无可救药,去菜场兜一圈又发现生活还得继续,改革还得再进行一百年”。

  9月13日人民网发表“人民网评”,以罕见的诚实和勇气,描绘出当下中国社会的风云激荡,展现了“社会舆论和利益博弈的对抗性与共生性”。

  互联网对中国政府的公共治理,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今年中央两次郑重提出“社会管理创新”的议题。网络舆论是监测和研判“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最新鲜、最丰富的信息源,借助互联网改进公共治理,撬动民间社会,促进官民沟通,又是当前成本最小、风险最低的政治体制改革举措。

  早在1992年市场经济建设大潮初起的时候,老中宣部长陆定一曾经感慨:

  我们党历史上不懂军事,就老老实实拜“军阀”为师。“军阀”教我们如何修战壕、建司令部。我们学习“军阀”,最终驾驭“军阀”,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

  我们党现在也不懂市场经济,就老老实实拜“财阀”为师吧。“财阀”教我们如何搞现代企业制度,如何搞资本运作。我们学习“财阀”,最终驾驭“财阀”,一定能取得市场经济建设的胜利。

  如果陆定一活到今天,他会不会勉励我们拜“网阀”为师,学习“网阀”,驾驭“网阀”,夺回互联网特别是微博客上的话语权,打响互联网上政府公信力的保卫战?
(责任编辑:赵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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