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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月刊:澳门保育运动的背后

2012年07月20日09:53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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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月刊》7月号上刊登了学者秦斌的文章《澳门保育运动的背后》,文章深刻地剖析了澳门近年来的保育运动,并指出了保育运动背后的复杂社会因素。文章摘要如下:

长期以来,受“公民唯私”思潮的影响,小城澳门的民间抗议,多数未能走出单一己利的窠臼,利益诉求与权利主张始终围绕特定人群展开,然而近年来,从2006年保护“蓝屋仔”,到2007年保护“松山灯塔”,直至近期呼声颇响的“保护鹭鸟林”,这些时有发生的保育运动说明,澳门人开始越来越多地关心起公共化议题,甚至相对独立的社团间都会采用数家联手的方式,呼吁民众的共同参与,以达到令政府“收手”的目的。

透过这些保育运动,我们看到了澳门巿民对文物保育、集体回忆、生存空间及社区发展等议题的关注日益提高,这种“公益”意识的增强,当然可以归结为澳门“公民意识的觉醒”,然而,“公民意识”显然太大太笼统,幷且缺乏鲜活性和准确性,因此,我们认为,似乎可以用“家园意识”来做陈述和分析,也就是说,保育运动的参与者利用既有的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把时间、空间和身份的不同想象注入其中,引发民众反思这样一个简单而复杂的问题: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城市究竟属于谁?当这个城市逐渐变得陌生,陌生到自己都不认识时,能否问一句:谁的澳门?

保育运动正是要利用集体回忆唤醒更多人的“家园意识”,告诉澳门民众,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是自己的家,自己的家当然属于自己,那么对于这个城市的发展,不仅只能让行政当局说了算,自己也应有发言权。正是透过一系列关于文化、空间和本土身份的反思、博弈和角力,历次的保育运动渐渐地整合出一个以“家园意识”为核心价值的抗衡论述。

一、近年来澳门保育运动的发展

1999年回归以来,尤其是2002年赌权开放以?,发展主义是澳门政府打造澳门成为现代化的博彩旅游城市的主旨指导思想,也是特区政府向世人展现管治能力的重要载体。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发展主义有其积极的意义所在,因为我们看到,早在回归前的两年,澳门的经济局势低迷,曾经连续数年经济负增长,信心受挫、市面凋敝,但回归后,特区政府抓住机遇,以经济发展为主线,迅速扭转颓势,开始了澳门经济发展史上最辉煌的黄金十年。这种发展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无疑是卓有成效的,因为即使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大背景下,2011年澳门的经济增长仍录得逾20%的佳绩,实际上,澳门在过去的差不多1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双位数的增长率;巨额的国际资本、汹涌的游客队伍,推动着澳门在五光十色的光环中飞速发展。然而,以审视的眼光看,政府的发展策略以经济为主导却欠缺人文关怀、着重全域需要却忽略个体诉求、着眼现在却忽视过去和未来,这种跛足前行的尴尬,随着时间和征程的延续愈发显现,引起的论争和冲突也逐渐成为社会焦点,其中由此伸发的保育运动(包括文化和环境)即为最鲜活的案例。

2006年的“保护蓝屋仔”。“蓝屋仔”是澳门政府社会工作局的办事处,是一栋有50年历史的独具特色的两层西式建筑物,具有典型的南欧建筑风格,因建筑体表面漆以蓝色,故被俗称为蓝屋仔,当时幷未列入澳门现行的文物保护法规名录内。社工局在2006年因办公场所局促为由,欲拆掉该建筑物在原址兴建新办公楼,此举遭到了公众的强烈反对。在舆论的压力下,政府委托专门机构对蓝屋仔重新进行价值研究及公众调查,最后在2007年初宣布保留蓝屋仔。事件引发了澳门社会对文物保护法规的热烈讨论,促进文物法修改的工作。

2007年保护松山灯塔。位于松山上的东望洋灯塔是世遗保护景点之一,也是澳门的城市标志之一。尽管在2005年7月松山灯塔就被列入世遗,幷且政府在2006年7月以202/2006号批示划出保护区,以保证世遗景点不受侵损。但是受到地狭人多因素的困扰,兼之城市规划不足,政府在2006年8月以248/2006号批示废除两条城规旧例,放宽城市建筑高度,在接近灯塔和保护区的四周接连批准兴建多栋超高层大厦,这些高层建筑一旦建成,灯塔的景观必被遮挡。消息公报后受到公众的强烈批评,相关团体发起多项行动保护灯塔景观,社会舆论亦表支持,同时引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注意,于2007年8月派员赴澳了解情况,幷向国家文物局发函表示关注。事件的结果是政府迫于社会压力,在2008年4月16日作出83/2008号批示,规定灯塔周边各区的建筑物最高为九十米,不能高于灯塔,各有关建筑计划需将高度降低。澳门人成功保护灯塔景观,显示人民诉求的力量,事件也引发社会上大量对城市规划的热烈讨论。

今年发生的“保护鹭鸟林、抵制加油站”的保育活动更是折射出澳门人对环境和生存空间的担忧。龙环葡韵鹭鸟林,是澳门仅有的七个淡水湿地之一,亦是罕有的鹭鸟的唯一栖息地。该处每年有超过500只鹭鸟及约30至40多种不同种类的其他鸟类在此繁殖及栖息。这片湿地不但是城中的自然宝库之一,亦是市民及游客亲近大自然、享受观鸟活动的理想之地。就是这样唯一的鹭鸟林,政府却于前段时间突然宣布要在其旁边兴建交通资讯安全中心,消息甫出迅即引起社会猛烈抨击,许多环保人士及市民担心此举势必赶走鹭鸟,破坏澳门的自然生态环境和难得自然形成的鸟林,更有团体迅速发起了签名活动,呼吁全民行动起来,为鹭鸟留下最后的生存空间,也为自己留下最后的心灵空间。面对钢筋水泥的步步侵占,草长莺飞的景象逐渐消失,在这样的情况下,澳门民众不再沉默,这是民间与政府就生态保护与发展决策展开的一轮艰难博弈。好在政府还算纳谏如流,特首也公开表示,政府会重新衡量相关部署。尽管事件还未有最后的结果,但根据官方和民间的态度看,鹭鸟林的命运前景喜得乐观。

二、保育运动背后的“家园意识”和利益抗争

龙应台说过,“公民对一个社会的认同与爱,需要建基在历史的认知之上,不尊重历史的地方,难以长出根与认同。”记得在松山灯塔保育运动中,曾经有人这样描述灯塔“从台湾坐船回来,一旦看到了灯塔,我就知道回到澳门了,回到家了”,因此,我们认为,这些被赋予了特殊意涵的建筑,深深地折射了澳门人的“家园意识”。

我们很庆幸,通过保育运动,这些建筑和自然景观被保留下来,澳门人心中的“家”被小心翼翼地保留了下来;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保育运动对澳门社会的意义要深远得多,释放出的信息也厚重得多,透过保育运动,澳门人真正想表达的深层次的语境,是澳门人身份主体性构建的努力,是心底深处“家园意识”的强烈外溢。

澳门回归后,澳门人的“中国人”身份认同已不存在任何疑问,反倒因为激烈的社会转型、传统价值观的颠覆、巨大的外来生活方式的冲击,以及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甚至是珠澳同城的构想,令澳门人面对自己的“澳门人”身份时,陡生了些许迷茫和模糊,而保育运动则借力“集体记忆”去唤醒澳门人的“家园意识”,明确澳门人的身份架构。在这点上,澳门和香港的情况既有相同,也有差异,最大的差异则是,至少现阶段看来,澳门保育运动的草根性,使其远离政治诉求的漩涡。

我们看到,历次的保育运动都带有强烈的草根色彩,强调参加者的自发性,以松散式的临时联盟为基础,即使有社团参与也均为小型社团,这与以往澳门的传统社团占据社会主流发言权有本质上的区别,这种自下而上的保育运动,没有清晰的框架、策略和行动者,唯一的核心就是依托“家园意识”去凝聚全社会的合力,容纳更多的社会参与者,产生爆炸性的异议声音,以表达民众对政府只顾经济发展、罔顾民生诉求的不满。

我们认为,长久以来,单边的经济发展已和多元的民生诉求构成了矛盾。为满足国际资本的投资需求,政府?断批出寸土寸金的建设用地,兴建了一座又一座的堪比皇殿的CASINO,一方面,国际资本的进入给澳门带来了更多的就业和收入;另一方面,大型娱乐场所的进入,挤占了本来就逼仄的民生空间,不停的发展带来不断的破坏,越来越多的民众似乎发现,因发展而使自己刚刚尝到的甜头竟夹杂着些许苦涩,全民就业的背后是工作的低质化,收入水平追不上物业升值,甚至难敌通胀,楼价高企、通胀逼人、阶层固化、贫富差距,诸多的社会失序使得更多的人被边缘化,在无力和无奈中,总有民众会发出疑问,经济发展,是社会唯一的道理吗?经济发展的目的难道就是这个城市越来越陌生,自己的“家”越来越模糊吗?或许正是这种对发展主义强烈的质疑,使得澳门社会的“家园意识”极容易引起共鸣,能够作为一种极具能量和号召力的社会动力逐渐浮现,幷从始至终都表现出草根阶层的韧性,成为民间不满政府封闭式的决策机制幷希冀进行抗衡的另类手段。

尽管澳门民间的保育运动已多次成功地令政府“收手”,但时至今日,澳门仍然由发展主导,幷且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导向不会有实质性的更改。这不意味着保育运动的失败,更不意味着矛盾的加剧,因为我们认为,政府和民间可以找到一个结合点;在保育与发展之间,也可以会有一条中间道路。无论是发展还是保育,都是为了改善居民的生活质素,从这点上看,发展和保育的关系不是割舍和对立,而是兼顾和平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倘若发展就是保育,而经济文化则互相建构,那么“进步发展观”也就等同“进步保育观”,而首要目标既是“经济发展”又必然同时是“文化保育”(许宝强)。澳门独特的历史人文、厚重的文化底蕴、中西合璧的汇通与交融、优美的山海城景象,足以成为澳门最独特的竞争元素,让更多的人认识这片土地的文化及历史痕迹,来聆听和触碰这个城市400年的家国海天梦,保住历史,保住文化,保住环境,也就保住了未来。

(责任编辑:朱明刚、庞胡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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