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网信办发布《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

舆情研究报告:移动短视频边缘现象研究

刘丹丹  张欣  张时嘉

2016年11月04日09:28  来源:人民网-舆情频道
 

  二、现象背后的原因

  1.从传播学的层面来看

  首先,媒介技术的变革导致传播方式的改变,从而使草根用户也拥有话语权以及展示自我的机会。移动短视频APP的技术轻便化甚至“傻瓜化”大幅降低了内容制作成本,短视频社交逐渐成为人们日常化的表达方式。此外,大多数移动短视频APP自带的“同城热门”功能,可直接根据用户的定位服务(LBS)匹配显示附近人发布的视频,不仅极大增强了曝光率,也使得大部分草根用户关注的都是周围同社交圈的人,进而串联出了“社区效应”,带动了传播内容的相互影响与竞争。

  其次,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异食、猎奇等内容在互联网上的出现,可以视作街头卖艺的网络化。在“前网络直播”时代,类似的怪异行为并不新鲜,不论是吞剑、吃玻璃、胸口碎大石的街头卖艺,还是早期电视节目中“老汉脑内铁钉之谜”之类的奇闻怪谈,都不乏广泛而分散受众市场。如今,在更为便捷庞大的信息制作与传播工具的推波助澜下,都市大众的窥探猎奇欲望也更加膨胀起来,各种“奇闻异事”更为迅速而集中地被挖掘、制作和分享。全民化的媒介环境为猎奇类作品的喷发提供了平台,同时也大大提升和增强了大众“审丑趣味”的传播速度与社会效应,促成了亚文化社群的延展。

  最后,随着各视频平台的品牌定位逐渐明朗,窄众传播与用户分流的趋势也加剧了上述边缘化现象。随着社会阶层的日益多元化、兴趣和利益逐渐分化、大众传媒走向分众化成为必然。在分众式传播的趋势下,某些移动短视频app为了在同类平台中杀出重围,不惜主动给自己打上“非主流”“低级趣味”的标签,以此迎合分众口味、聚拢底层受众、实现社群归属。在此过程中,平台方也奉行“争议即营销”的运营策略,对外界质疑“刀枪不入”,对审美扭曲内容不加干涉,甚至予以了最大程度上的放纵与展示,并不断对用户关注的信息进行加强和补充,使得群体边缘化现象愈演愈烈。

  2.从心理学的层面来看

  首先,受众即市场,移动短视频中的极端内容以其独有方式满足了观众的“审丑”快感。移动直播与短视频内容是许多表演者和观众打发时间的重要途径,有业内人士称之为“无聊经济”。而猎奇源自于人类窥探的本能,一些人受好奇心驱使去观看诸如“未成年孕妈自拍”“异装扮丑”“低俗群舞”之类被“刻意展现的隐私或丑行”,可以视作是对自身潜意识里“窥视癖”的一种代偿机制。

  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在意识阈底层暗流涌动,必须得到有效的疏通。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快、竞争压力大,人们承受心理负荷较为沉重,在理性与规范的约束下,压力往往不能得到完全释放,因而会“本能地寻求各种各样的隐秘、迂回的途径”,将自身从崇高、严肃的主题中解脱出来。一些观众在对“极端、另类表演”的观赏仪式中找到了情感释放的突破点,从自由地审视他人的窘迫(如狂吃芥末、喝辣椒油、整蛊恶搞)中,获取新鲜的感官刺激,产生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感。正如弗洛伊德所言,在 “宣泄的同时,也使人性中受到压抑的一些丑恶本质得到释放,产生社会责任与道德感的虚无”。诚然,这是一种异化了的娱乐精神。部分大众把示丑、露丑、窥丑当成一种嗜好,丧失了更高的审美价值追求,值得警惕并加以节制。 

  其次,参与批评的心理和否定性需求,也是人们加强自我认同的有力武器。当以“俯视”的视角观察上述极端另类行为,无论是感到惊异、恐惧、怜悯、抑或厌恶,人们都更容易产生一种天然优越的心态,在品评与批判中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与平衡。从某种程度来说,“审丑”本身也是一种对于批判的消费。极端表演视频在某些移动短视频APP上盛行,一度引起部分知识界人士对于底层人群“残酷物语”的指摘与攻讦,部分网民也在围观过程中,给予大量奚落、嘲讽、挖苦式的舆论反馈,恰恰正中这场审丑狂欢的下怀。此外,一些擅长“猎取议题”的自媒体特意炒作“爆点”与“噱头”,借此煽动大众的非理性审丑情绪,通过放大社会局部的边缘文化现象来构建一整套充满“阶级优越感”话语的异质世界,或对边缘群体和底层阶级的整体形象造成扭曲,制造出文化对峙和舆论裂痕。

  3.从文化批评的层面来看

  网络审丑文化的泛滥,离不开流行文化对“丑角”、“丑行”的夸张塑造。全民娱乐的时代,由于影视工业同质化造成观众审美疲劳、加之诸多社会道德滑坡现象的产生,人们转而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射到表现丑的作品上,流行文化的边界不断向求新求异的非主流市场游移。在消费主义导向下,一旦打开了“审丑”的潘多拉盒子,各种包含暴力、低俗、病态、畸形的作品及其网络衍生品便一发不可收拾。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畸形秀(Freaks Show)成为美国流行文化的一个标志。畸形秀,顾名思义就是由先天畸形者(如侏儒、巨人、连体双生人、肢体异形人)组成的杂耍演出。这种“猎奇式”的消遣娱乐活动在16世纪中期的英国就已广为流行,类似的“情结”更在西方非主流艺术作品中留下了深厚的文化沉淀,对流行文化造成了长远影响。1932年的电影《畸形人》(Freaks),1989年的小说《异类之恋》(Geek Love),2014年的电视剧《美国恐怖故事(第四季)》(American Horror Story)中都包含着此类“畸趣”的亚文化元素。

  当猎奇心态与审丑奇观形成了一定的文化消费市场,宣扬丑陋怪诞、展示人性扭曲的低质作品就会大量出现。就国内而言,许多商业电影为了塑造典型的世俗群像,有意识地对底层人民进行了“复魅”加工。电影《人在囧途》中王宝强饰演的农民工牛耿“一口气喝下整桶牛奶”的喜剧噱头带有鲜明的审丑色彩,却因此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经典桥段;电影《立春》中,导演顾长卫更是为了呈现现实社会的冷酷而塑造了大量形色“丑陋”的弱势群体,如满脸疙瘩黑斑、一口大龅牙的王彩玲、窝囊屈辱的业余画家黄四宝、性向模糊的芭蕾舞男演员胡金泉等;周星驰电影中的各种草根角色,尤其是“如花”更成为“银幕扮丑”的经典形象。演员通过各种搞怪、滑稽表演,将畸形人、傻子、丑男丑女的形象不断呈现在电影银幕上,在强化影片喜剧效果的同时,也迎合了草根平民阶层相对世俗、低级的美学趣味。

  在流行文化的“审丑”带动下,片面地比丑、比狠、比恶心开始在网络流行文化中流传开来。被称为“大胃王”的日本博主木下佑哗在Youtube上发表自己一顿吃几公斤食物的视频引发关注,国内短视频主播随即掀起“狂吃猪肠”“大吃猪心”“暴食鸡蛋”的狂潮。号称“中国贝爷”的用户因发表一些食用猎奇物品的视频迅速蹿红,同平台上随即涌现无数“吃蛇蜥蜴”“活吞金鱼”的乱吃大军。而“电钻吃玉米”这类极端行为甚至被创建为百科词条,连跟风模仿者都可以一夜爆红。大量移动短视频的制作者在商业利益的推动下竞相模仿、极尽弄丑搞怪之能事,沦为了流行文化的附庸。

  4.从社会学的层面来看

  (1)“网红经济”驱使

  网络短视频中边缘现象的出现,离不开虚拟社交流行的大背景。根据高德哈伯的观点,注意力经济才是网络经济的本质。如果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这种关系的建立和维系显然离不开注意力的“交易”。 一些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众无法获得足够的注意力资源,得不到足够的关注,始终感觉和社会脱节。

  这部分人作为普通网络视频主播,既没有网红主播的容貌和互动技巧,也没有娱乐明星的名气和影响力,“身无长物”的他们唯有诉诸反常的、极端的行为,通过暴食异食、装疯卖傻等方式吸引眼球,引发看客的惊讶、关注、转发等行为,从而满足想像中自我认同的实现。

  此外,他们也有着明确的经济利益诉求,即通过打赏的方式将所获得的关注度变现。这属于典型的“网红经济”模式:先通过饱含噱头的内容吸引关注,再将粉丝影响力转化为第一桶金。一些视频平台拥有数十万粉丝的“红人”收入颇高,直播中粉丝送的礼物都可折现,此外主播还有广告收入。

  这种不用付出太多努力就可以走红并获利的方法,成为了很多人眼中的谋生捷径,各种边缘化内容因此形成一种竞争态势,各种极端行为表演在“抢夺注意力”的比拼中不断升级、不断挑战底线、病态生长,从而形成了一种敢于露丑、乐于露丑的恶性生态。

  (2)性别与地域色彩鲜明

  不同于以女性主播为主的网络直播,在视频内容偏非主流与亚文化的短视频中,男性主体占据主要地位。性别结构的差异,可能与审丑的内容焦点转移相关。早期的舆论焦点大多落在女性身体审丑的话语层面,2004 年芙蓉姐姐在网络成名被认为是“网络审丑”现象的开端,之后木子美、小月月、罗玉凤等人均以争议性话语搏出位。2012年《南方都市报》盘点十年最给力网络红人,其中女性达8位,而男性只有2位。为了与“美女主播”泛滥的直播市场形成差异化竞争,移动短视频平台往往以“豪爽、有狠劲儿”的男性主播为卖点。其表演形式更为光怪陆离、形态百出,也从以往诉诸文字、图像的“出位言行”,更多转向迎合重口、刺激感官、争勇斗狠的暴食、斗殴、体能极限等“另类表演”。

  从地域分布来看,无论是网络直播的总体人数,还是边缘化行为人群,东北地区相对来说都更为活跃。据《北京青年报》报道称,东北主播占据着平台中“最热门主播”的近一半位置,尤其是娱乐秀场中的男性主播,几乎都来自东北。有多名受访者透露,由于东北的实体经济下滑严重,只好从事以个人为主的娱乐性工作。而东北主播的爽朗、率真、能说会道、表现力强等特点,也是其能够形成强大群体的另一原因。然而,“注意力经济”衍生出的很多现象都被疯狂炒作,导致部分东北喜剧中的“丑角精神”也被无限拉低,迎合感官消费的审丑趣味过度膨化,进而向低俗、庸俗靠拢。低俗情景剧、恶俗搞笑、扮丑扮傻等内容泛滥,造成了网络主播泥沙俱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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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晓华、朱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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