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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新闻:揭示隐藏的新闻事实

赖龙威

2014年06月30日14:50    来源:人民网-舆情频道    手机看新闻

  2011年3月,一篇别开生面的资料新闻,成为谈资。北京大学新闻学硕士方可成初出茅庐,就捧出一篇基于《人民日报》1949年至2010年全文数据库的新闻报道《谁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方可成发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时间内,共计610人被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们来自五大洲123个国家。各国政要是比例最大的群体,与此同时,中国的“乒乓外交”“芭蕾外交”让文艺界、体育界的“老朋友”也颇受欢迎。1979年,这一称呼在《人民日报》上出现第一个波峰,经贸领域的“老朋友”也开始出现。自2003年开始,“老朋友”在《人民日报》出现的频次从每年50次左右骤减至20次左右,提示中国外交走向务实,“老朋友”称呼的意义逐渐淡化了。

  方可成再接再厉,把这篇发表于《南方周末》的整版报道,扩展为一本书的体量,人民日报出版社日前推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方可成在自序中称:“在老友们已经成为‘濒危物种’的今天,重新阅读他们的故事,是一次对几十年前理想主义者的凭吊,一次对时代洪流中个体命运的凝视,以及一次对中国现代史某个剖面的检阅和反思。”而责编林薇在“一分钟了解本书”中寄语读者:“翻开本书,看老朋友们‘你方唱罢我登场’,你会发现这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政治称谓,奇妙地折射着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和大国政治的曲折历程。”

  有关“老朋友”的补遗

  方可成在“老朋友”的新闻报道和专著中,引用了截至2010年《人民日报》的全文数据库。笔者重新查询,补充数据到2014年6月25日,并尝试从一些新的角度进行解读。

  1978年岁末,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1979年1月,中美建交。新中国转入改革开放伟大历史时期。1979年和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有257位,占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10年约60年间的42%,提示这11年是对外交流最密切的时期。

  在257人中,在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中结识的第三世界“老朋友”占35%,表明了中国外交的延续性。日本、美国和其他西方工业化国家占59%,那是一个国门敞开、迫切需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吸引外资,乃至企业和社会管理经验的年代。邓小平5次会见美国企业家哈默博士,身体力行打开中外经济合作大门。《人民日报》曾写道:“两位老朋友今天再次见面,彼此热情握手、拥抱,祝贺中国同西方石油公司的合作取得了重大成果。”哈默博士同时也是“苏联人民的老朋友”,是第一个与新生的苏联政权做生意的外商。而我们与苏联东欧国家的“老朋友”只有5%,尽管1984年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访华期间,与“老朋友陈云、彭真、万里、薄一波等同志进行了激动人心的会见和坦率的谈话”“不能不回想起在我们两国人民和两国之间友好关系中的美好时刻”,但中苏关系恢复正常化还要到1989年5月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之后。

  

  1979年1月1日—1989年12月31日“老朋友”比例

  

  2007年至今“老朋友”比例

  对比统计从2007年至今《人民日报》上的130位“老朋友”,发现第三世界国家的“老朋友”比重从1979年到20世纪80年代的35%上升到54%,提示在中国外交走向多元和务实后,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传统的道义和情谊仍是重要的主题。来自日本的“老朋友”从20%跌至5%,表明中日两国近年来“政冷”已经影响到“经冷”,同时为中日友好作出毕生贡献的日本“老朋友”日渐凋零,令人感伤。与此同时,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老朋友”从5%上升到15%,当年的共产主义阵营的盟友经历了各自的体制转型后,开启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国际合作。

  “精确新闻学”的尝试

  方可成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报道被人称为“精确新闻学”(Precision Journalism)或“数据新闻学”(Data Journalism)在中国的一次成功借鉴和尝试。

  发源于美国的“精确新闻学”,主张在确定报道题材后,借助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建立研究指标、抽样方案、问卷设计,然后进行数据搜集、数据分析。如果说记者的实地采访需要察言观色的人性素养,“精确新闻”的创作则需严格遵循定量研究的操作规范。客观资料胜于记者的主观解读,使新闻报道更加公正,具有说服力。

  《唐山大地震》作者钱钢谈道,以前做好记者编辑,就是一采二写(编);今天要做到三项全能,一采二搜三写(编)。记者在做重大灾难报道时要迅速接通各种数据支持系统,灾难报道背后有数据和数据支撑是很重要的事情。记者的观察方式要扩展,要在数据中发现隐事实;然后表达方式要扩展,就是数据分析催生新的文本,最后就是全媒体平台与数据的可视化呈现。

  在门户网站上,“网易新闻数读”等栏目图文并茂,越来越受欢迎。连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也开始采用大数据或常规数据来解读新闻事件和热门话题。

  据报道,来自46个国家的84名记者采取“众包”方式通力合作,借助于新媒体和大数据信息处理工具,对2500万份档案进行分析,对170多个国家的权贵精英展开调查,揭开了“避税天堂”的神秘面纱和“跨国权贵阶层”操控资本市场的黑幕。

  从民调到舆情监测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的“精确新闻”主要借助于传统的民意调查。那么,在当今中国,新兴的舆情监测给“精确新闻”的写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各种舆情榜单和舆情分析报告的发布,经常成为新闻的强势信息源。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早在2007年山西黑砖窑事件中,就开始舆情资料的搜集和梳理。民调依托于规范的问卷,是结构化的数据;而舆情监测的对象是凌乱的网络帖文,属于非结构化的数据,而且由于中文语义的丰富性,对帖文本身的解读还需要对社会心态和大众语境的洞察。因此,舆情数据指标的建立,对于舆情产品的开发十分关键。人民网率先研发和使用的网络舆情热度指标、地方政府网络舆论应对能力指标、政务微博互动效果指标,被各方广泛认可。

  无论传统民调还是今天舆情监测,都以定量研究为基础,需要数据的准确性、研究的科学性以及研究者的价值中立。一份合格的舆情监测报告,需对媒体报道、网络帖文的样本数、抽样方法、数据截止时间、各类媒介数据的权重、网络舆情与真实民意之间的偏差作出说明。舆情分析师只有诚实清晰地交待了舆情报告和榜单中的数据源,才有可能还原社会真实的意见构成,得到受众的认可。

  正如朱镕基任总理时罕见地给国家会计学院题词“不做假账”,舆情分析师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是不伪造数据。有些新闻报道信口开河:80%的网友对地方政府某项政策表示满意,七成网友认为房价不会涨,但对数据源和分析方法语焉不详,只是一种政治应景报道,甚至背后可能有某种商业利益在左右。如果舆情数据梳理出来的结论,对某项决策的民意回馈较为负面,也应如实呈报,但需要注意内外有别,舆情监测无禁区,宣传有纪律。

  媒体能否设立数据记者和数据新闻部?

  英国卡迪夫大学招收“计算新闻学”研究生,除了传统的采编能力,着重培养数据处理能力,指导学生凭借资料分析采写调查报道。计算机辅助新闻报道,基于“一切皆可量化”这样的信念。中国网友调侃:“复合型新闻业真的在向理科生转型,文科生好悲催”“搞新闻传播也得好好学统计、程序设计了,可以考虑进修情报学”。

  网友“沈浩老师”披露,他所在的大学开设了媒体市场调查与分析传播学专业方向,课程体系分为三大板块:新闻传播类、数理统计类、分析工具类;数据挖掘案例分析、数据可视化、数据分析处理、“精确新闻”、传播研究方法、影视制作都有开设。

  “精确新闻”“数据新闻”的崛起,正在改造新闻生产流程。新闻报道,舆情领先,把舆情监测作为新闻选题的重要依据;同时,还需要舆情断后,把互联网等平台的民意回馈作为评估新闻文宣绩效的重要标尺。

  新闻媒体能否把以往的数据室发展为数据部?这个部门从搜集文摘型数据变成搜集数据型数据,并据此研发各种舆情解读文章和舆情榜单。

(责编:王晓华、陈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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